中美贸易下一步如何谈？如何扭转美方的非理性预期？
G20峰会后，中美贸易战进入“中场休息”，后续谈判仍面临不少变数。今年4月以来，在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战术下，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如何真正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反复？未来美国升级关税的可能性有多大？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撰文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采取强硬政策和开出高昂要价的重要推动力，是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而这种预期是建立在美国民粹主义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愿之上的。
他指出，特朗普此前叫嚣的全面加征高额关税，很可能只是高高举起但并不想真正落地的大棒，美国政府真正想要的是更为丰盛的利益对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接近2020年，美国政府就越想更多的获取经济成果，而大打贸易战的可能性会持续走低。
G20峰会上，中美之间谈判取得共识并不表明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相反仍存在变数。尤其是美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盗窃、服务和农业方面还有很高的诉求，未来这些方面的分歧和摩擦可能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变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运行的非理性预期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打消或在很大程度减弱这种非理性预期，有助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形成更加接近现实的判断，逐渐意识到极限施压难以达到目的，从而促使其少出和不出离谱和凶险的牌，回到较为理性的处置方式上来。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改变美国政要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关键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重点在于改革开放和需求扩大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入推进改革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有效发掘内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扩大金融支持。
改变美方非理性预期
撰文 | 连平
稳定预期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包括经济增长预期、就业预期、市场预期、汇率预期等等。由于稳定预期十分重要，以至于前不久国家高层重要会议也提出了“稳预期”的政策要求。通常，稳定预期是指稳定国际国内市场经济主体的预期。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演绎过程中，预期在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可以证明，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采取强硬政策和开出高昂要价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
存在非理性预期
由于种种原因，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总体平稳但逐季放缓，由去年四季度的6.8%降至今年三季度的6.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速由去年的约20%降为10月的3.7%；股市大幅走低，由年初高点的3587点降至目前的约2600点，降幅约27%；人民币汇率自4月以来持续快速贬值，最高时贬值幅度达11%。对于这一系列变化，美国政要们十分感兴趣，多人多次在各种不同场合津津乐道地谈论这些来自中国的不好消息，并毫无例外地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作出了悲观的判断。
经过两年来史无前例地“大浪淘沙”，美国白宫剩下来的政要们的政策理念十分相近，有两点看法较为明显。一是对华贸易战不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损失，因为美国对华净出口为负值，美国可以在基本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赢得贸易战。二是美国明显存在对华的制度优势，目前正处在基督教式的资本主义战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贸易战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发生崩溃。正是由于政要们这方面的理念十分相近，没有或很少有中性或反面的观点，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认识，白宫内所形成的一边倒的、不契合实际的判断往往容易被强化。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持续明显缩小，美国的精英和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着不甘落后和十分焦虑的心态，不愿看到美国从世界的巅峰状态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的民粹主义不从自身制度、政策和禀赋上寻找原因，而是一味怪罪和指责发展中的中国，以典型的“零和思维”认为美国失去的就是中国所获得的。美国政要们多次说“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美国政要们有关“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的意愿就会油然而生。事实上，人们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或多或少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意愿的影响。美国民粹主义的心态和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意愿是影响美国政要有关中国经济预期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周期性、外生性的一系列变化，与美国错误的政策理念和非理性的心态和意愿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加强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对中美贸易问题的解决增加变数和阻力。甚至会在谈判过程中带来不利于中国的压力。
今年四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演绎了大半年。美国政要们从初期阶段的毫无顾忌地恶语相加、挥舞加增关税的制裁大棒，到背信弃义地取消达成的协议。但在中期选举之前，将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分成二阶段实行，不久后又要求展开新一轮谈判，这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按照前述的政策理念和意愿，既然美国在贸易摩擦中不会损失什么，而贸易摩擦可以有效地打击中国经济，那为何不让2000亿美元和265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甚至加倍加征高额关税一竿子落地呢？那样做岂不是可以更快地达到美国民粹主义的意愿吗？难道美国政府是在为中国考虑而手下留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美国中期选举是道重要的分水岭
作为美国政坛的重要事件，中期选举可以说是本届美国政府执政的重要分水岭。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特朗普执政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院多数，这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位饱受争议、树敌甚多和弊案缠身的总统来说，其危害性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往后众院不仅不会像过去那样给与方便，而且一定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掣肘。
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不利表现。财政赤字持续创出新高，10月财政赤字突破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630亿美元大幅增长；贸易摩擦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扩大，10月份的商品贸易逆差高达772亿美元，也创出历史新高；减税后直接投资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陡然大幅减少，2018年二季度美国外来直接投资比去年同期匪夷所思地负增长100%以上；股市短期内持续多次暴跌，道琼斯指数从9月底的26900点最低下跌到24100点左右。尤其是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开始释放不乐观的信号。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11月24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为23.4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22万人。这一数据较前一周增加了1万人，不仅是连续第三周上行，也创下了六个月以来的新高。这一系列数据说明美国经济已经改变了上半年强劲增长的势头。事实上，美国经济自危机以来的扩张周期已接近历史上最长时期。这些变化很可能是美联储近期一改加息强硬姿态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政要看来，征收关税相当于直接对中国出口商征税，同时还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这种观点在当下美国就业充分、国内生产没有明显可取代中国进口空间的条件下，其实是没有道理的。这意味加征关税不仅可能不见得十分有效地打击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而且可能会推高国内通胀和利率水平，将征税的部分成本落在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的头上。
其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二轮加征关税中可以看到这方面政策顾忌的蛛丝马迹。首轮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5%至5%不等的关税实施落地顺利，因为其中基本上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对消费品价格基本没有直接影响。第二轮美方公布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消费品约达22%，这可能是美国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前，将这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分成10%和25%的两个阶段来征收的主要原因。因为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导致美国市场上，中国生产的消费品甚至其他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出现了涨价。在中期选举之前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全面加征25%关税，必将对共和党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8年1月美国对中国产的洗衣机加征10%的关税后，美国市场上中国产洗衣机价格约涨了20%。又据德国媒体报道，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一些食品和电子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有研究以2015年数据为基础，测算出目前加征的关税每年会给美国家庭平均带来约112美元的损失。由于美国玩具市场85%的产品来自中国，怕征税会对该类产品价格带来推动，迄今为止玩具不在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范围之内，这似乎是美国政府的一点良苦用心吧。美国一些大的零售商如沃尔玛等向美国政府明确指出，对华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涨。
在经济增长状态较好，就业比较充分、长期推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条件下，加征关税带来的局部涨价是否会成为通胀卷土重来的导火索，是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隐性风险。
事实上，今年以来美国的核心CPI在波动中逐步走高。从历史经验来看，对外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导致本国通胀水平上升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也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重要表现。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因此，作为一种猜测，美国本身并不打算实施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商品再加征25%关税，似乎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刚结束的G20峰会上，中美如期达成了中止贸易摩擦、开始新一轮谈判的共识，也确认了2019年初暂时不再加征关税。由此看来，由于剩下的从中国进口商品中近40%为消费品，所谓全面加征高额关税很可能只是高高举起但并不想真正落地的大棒，美国政府真正想要的是更为丰盛的利益对价。
美国中期选举以来的这一系列变化，似乎已经表明，尽管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较大，但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并非没有软肋，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推进，对美方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并非是像美国某政要说的“有输有赢”，似乎美国是赢家，中国才是输家。美国惯用的手法是挥舞大棒、高声嚷叫、气势汹汹，同时悄悄地把软肋藏起来。对此，我们应看清许多虚假表象背后的实质，有理有节来加以应对。应该看到，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政府政治上会受到更多掣肘，对国际政治问题可能会更为强硬。为2020年能成功竞选连任，特朗普会大打经济牌，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来为其竞选连任添砖加瓦。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接近2020年，美国政府就越想更多的获取经济成果，而大打贸易战的可能性会持续走低。可见，时间在中国一边。G20峰会上中美之间谈判取得共识并不表明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相反仍存在变数。尤其是美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盗窃、服务和农业方面还有很高的诉求，未来这些方面的分歧和摩擦可能长期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变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运行的非理性预期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打消或在很大程度减弱这种非理性预期，有助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形成更加接近现实的判断，逐渐意识到极限施压难以达到目的，从而促使其少出和不出离谱和凶险的牌，回到较为理性的处置方式上来。
最重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改变预期需要有说服力的引导，也需要提升预期管理的及时性、透明度和针对性。但预期管理并非只是宣传，还应有现实的基础作为支撑。只有虚实结合，预期改变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改变美国政要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关键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重点在于改革开放和需求扩大两个方面。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入推进改革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按照对外承诺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开放金融行业和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方面尽快推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改革推进难度较大、进展有限领域中的改革。包括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农村改革、服务业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等。通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不仅可以兴利除弊，大幅提升经济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增长的韧劲；还可以向世界表明中国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的决心。
2019-2020年将是特朗普谋求连任的关键阶段。美国政府在经济上讨好抑或不得罪选民将成为十分重要的政策导向。这就决定了特朗普既不会大动干戈，做对美国经济不利的事，也必然会争取从国际经济交易中更多获取有益于美国的利益。如果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稳健、表现良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则美国政要们的悲观预期就会落空，从而对华贸易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的强硬程度就会被削弱，我国在谈判桌上就可以少作让步，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多的相关利益。在经济博弈中，这种现象往往存在：即经济弱则底气自然不足，施压者必然增压；反之，经济稳健，底气十足，外部施压必然难以奏效。有鉴于此，未来若干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十分关键。
保持我国经济稳健增长，除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外，同样重要的是有效发掘内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扩大金融支持。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不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末60%不到，人均基建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约三分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不小的空间；当下应加快步伐推出基建项目，拓展平台类公司的融资渠道。加大银行信贷支持，推动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回升到10-15%区间，补好基建这块短板。合理减少部分城市在房地产交易方面实施的过度行政限制措施，增加供求关系紧张城市的土地供给，保持房地产对消费的合理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快出口多元化步伐，持续拓展其他发达国家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市场；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构建和完善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更有针对性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经济为就业作出新的贡献。根据我国的财力和实际需要，2019年应该而且可以将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使财政政策真正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货币政策在稳健基调上继续向偏松方向调整，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各项利率处在较低水平，但绝不再搞大水漫灌。鼓励银行适当加快信贷投放，尤其是增加对民营和小微的信贷，2019年信贷增速可以阶段性地达到15%。合理调整监管政策，鼓励和支持非信贷社会融资发展，包括银行的表外融资和非标业务等，补上金融领域的短板，发挥好非信贷社会融资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作用。根据我国现有的增长潜力和政策空间，2019年GDP增速仍可设定6.5%左右的目标，以稳定国内预期，提振信心。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外部环境陡然变化，外部负面性急剧上升。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国家高层提出“稳”的政策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思维、精力和各类资源包括政策资源都应集中到稳经济这个点上。稳住了阵脚，自己的军心也就稳定；施压者的预期也可能因此改变，我国也就会赢得新的伸展空间。